轉載自 中國時報 2007.08.27 朱敬一
自一九八五年返國任教迄今,匆匆已二十餘年。記得剛回國在研究所
授課時,命題難易掌握不佳、分數寬鬆收放欠妥,給研究生們造成不
小的壓力。某一年耶誕節,學生們致贈卡片一張,上面寫著「很高興
這一年來與老師一起成長」,幽默中帶有一點諷刺與抗議,令我產生
相當的警惕。的確,人的一生都是在學習、警惕、成長。我們都是平
凡人、都有性情、都會思慮不周,當然也都會犯錯。思慮不周是「惑
」,犯錯是「踰矩」。孔老夫子要四十才能不惑、七十才能從心所欲
不踰矩,可見這終生學習的過程有多麼漫長。
教書二十幾年來,對於法政經社各個學門漸有涉獵,勉強可說對於社
會科學沒有「大惑」。但是這些年來,自己始終對於「學」與「仕」
之間的應然關係,處於似懂非懂的狀態,仍然有些模模糊糊的疑惑。
尤其是,華人社會數千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古語早已深植人心,於
今雖然時代情境不同,但究竟如何不同、此不同情境又如何影響學仕
分野,總想要清清楚楚的辨明,才能去惑。這篇文章是一點心得分享
,其中有八分是自省,只有兩分敢說是抒論。
當我們討論學與仕之間的關係時,前者通常是指教授、研究人員、知
識分子,或是中國古代所說的「士」。雖然今日之環境複雜百千倍於
古代,但是對於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古人的了解相較於
今日學者卻是毫不遜色。一代大儒余英時先生指出,在主政者心中,
「知識分子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
治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
疑問和批評。」對於這類政策批評,主政者當然會感覺芒刺在背。但
是奇妙的是,一旦主政者重士貴智,把「士」變成臣下之後,從政學
者的智識「便將完全為人主效忠,絕不會發揮任何批判的力量」。余
先生這一段文字的整理,其實是出自馬王堆的黃老佚文,可見兩千年
前的學者對學與仕關係的參悟,就已經相當敏銳,將學者從政後喪失
風骨的危險,描述得淋漓盡致。
為什麼學者從政、從知識界跳到政界,就可能會如余先生描述的「性
情大變」呢?社會學泰斗韋伯在其著名演講中指出,學者的特性就是
「距離感」與「判斷力」,而前者尤其重要。唯有與外在事務保持一
定的距離,學者才能有「清醒的頭腦與理性的判斷力」,甚至堅持到
獨排眾議、逆流而抒論的地步。但是政治基本上就不是一個能夠保持
距離的行業。韋伯說,政治的本質是投注熱情、採取立場、進行鬥爭
、獲得權力。固然從事學術研究也需要熱情,但是學術熱情只是一種
專注的態度,一種甘於寂寞的執著。韋伯描述學者要有一種「從前數
千年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靜默等待」的內斂涵養,理性而持續的獻
身,以一種「若不工作到凌晨一點,就不算是一個教授」的堅持,去
面對學術志業。
但是從政則不同。政治熱情是對政策的投入與責任感,韋伯形容為一
種「莫名其妙的亢奮」。政治人物的成就來自於權力,其爭取權力的
過程,難免要喚起或接納民眾的激情、要順從外在的壓力、要強悍地
與政敵鬥爭、要維持捨我其誰的參與、甚至要選擇立場暫棄是非。凡
此種種,都是與學者們「保持距離」、「維持理性」的堅持格格不入
。因此韋伯說,「從政的美德與學者的美德是不相容的」。進一步言
,如果學者在學校內就巴望著官場的權力大位,或是在官場與學術之
間跳躍游走,恐怕也很難保有韋伯所說的兩種美德了吧!
讓我們再回來華人世界看看相關的說法。余英時先生曾指出所有的知
識分子都有其客觀的準則與內在的理路,堅持其求真的精神與節操,
如此才能超越、批判。我認為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達到韋伯所說的
學術要保持距離才能維持客觀,這一點不難理解。但在此我要強調,
唯有保持距離,才能維繫余先生所說內在理路的清明,才可能超越對
立、拉出高度,做成有益社會的見解。
就以最近喧騰一時的司法案件為例,司法檢調也好、電視名嘴也好、
社會大眾也好,一旦沾染了政治立場,不能保持距離,就再難維持內
心理路,提出具有(人權)高度的見解。同理,學者專家踏進了政治
,又豈有倖免之理?
綜上以觀,學術與政治不僅路線不同,而且幾乎是互相排斥的。韋伯
不但將教授學者與政治判斷做嚴格的劃分,甚至希望學者避免在自己
專業的範圍外說話,更要對表態性的政治活動保持緘默。就長期而言
,韋伯認為學術不該是投身政治的踏腳石;他認為:學術必須要獨立
於政治之外,才可能為政治提供服務。
把前述中西兩位大學者對知識分子的定位投射到台灣,我們大概就會
感到極端的不安。台灣今日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學政界的過分「交流」
,甚至連學者應有的距離感,都已經極為模糊。十幾年前,我與數位
同事在台大校務會議提案,要對教授借調官場有所限制,以避免學官
兩棲之弊。但是在戒嚴與一黨專政的長期陰影下,這個借調限制提案
,只能消除學官兩棲的不理想現象,卻無法釐清學仕殊途的根本觀念
。十多年後的今天,學術界所扮演的批判角色已是每況愈下。在藍綠
加速對立下,台灣幾乎已經難以存在保持政治距離、維護立場中立、
敢於政策批判的空間。台灣的意見似乎永遠是兩極二元,而愈來愈難
看到允厥執中的、具有知識高度的黃鐘之言。
走筆至此,我終於析解了「白馬非馬」之惑。添了政治顏色的學者就
少了距離,少了距離的學者就失去了高度。失去了高度的學者還能不
能算是學者,也許就要去問公孫龍了。